当前，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正处于在机遇与挑战共存的关键时刻，2008年奥运会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给中国竞技体育提出了新的问题和要求。我们清楚地看到，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激流皮划艇和帆船帆板）和场地自行车等基础大项上，我国专业运动员比不过国外的业余选手；在足球、篮球和排球等项目上，国外的职业选手拥有我们无法比拟的运动水平和连续参赛能力；在乒乓球、羽毛球、跳水和体操等项目上，国外运动员在远不如我们的训练投入和保障下却仍然可以给我们造成一次次威胁。这些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必须引起我们从哲学思辨和方法论层面上的思考。

长期以来，我国竞技运动训练基本上还是建立在缺乏科学监控的“大负荷和高强度”训练的基础之上，尽管这种训练也曾经给我们带来成功和进步，但这种成功往往是短暂的和高代价的，同时还造成了大量损失和弊端。成材率低、竞技水平“昙花一现”、运动寿命短暂、过度训练和受伤率高居不下等诸多问题，已经成为我国运动员的普遍和多发问题。这些问题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尤显突出，已经成为影响到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备战的主要因素。

向科技要成绩，向创新要水平，是国际竞技体育训练发展的趋势和潮流。特别是在当前运动员的竞技能力日益接近人类极限，高水平运动员的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科学化训练越来越引起世界范围训练领域的高度重视。近年来，高科技在运动员冲击人体极限、创造优异成绩中的角色日显重要，其中英国自行车项目最为典型，他们从悉尼奥运会的1块金牌、雅典奥运会的2块金牌到北京奥运会的8块金牌，实现了“爆发式”地崛起，而这一奇迹般飞跃的动力或推手均来自于高科技的介入。英国自行车在车辆、服装等方面做足了功课，并不惜改变运动员的技术和训练以适应装备的变化。他们认为，如果能用科技解决的问题，就绝不用训练来解决，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和高效的。为此，我有以下建议：

1.  高度重视高科技向竞技运动训练的渗透和介入，尤其是动员非体育专业的多学科高水平专家学者的参与。“举国体制”我们中国竞技体育的特色，我们完全能够动员我国最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加入到竞技体育的科学研究当中；

2.  加强运动训练理论的建设工作，尤其是加强运动训练理论的生物学基础建设。从历史上看，训练理论由“偶然”向“必然”、由“无序”向“规律”的演变过程主要源于诸多生物学学科研究的成果，所有重大训练理论的提出和发展都一定建立在深入和扎实的科学研究基础之上，在每一个训练原则、方法和手段的背后都应该可以追朔到被称作“训练原理”的相关基础理论。因此，运动生物学已经成为竞技运动水平快速提高的主要推动力，加强训练理论中生物学基础的建设是当前我国训练界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